摘要：當代社會，控制社會的因素不再是某種單一的力量，控制社會發(fā)展演變的因素呈現出多元化的狀態(tài)和發(fā)展趨勢。多元化，是當今社會最本質的特征，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從社會分層方面看，中國社會目前已分化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其中勞動者又分化為三個子階層：發(fā)展型、溫飽型、貧困型。在階層多元化的社會里，不同階層對社會需求、期望的不同，對社會公正、正義的理解和要求的不同，要求社會對此作出積極的反應，求同存異，最大限度的包容不同的價值觀念和追求，平衡、整合各階層的利益，使整個社會利益最大化，緩和階層之間的矛盾和張力。從而使社會趨于穩(wěn)定發(fā)展，避免大規(guī)模的暴力階級斗爭。這里，階層妥協是政治解決階層矛盾的唯一有效和良性的方法，是民主的象征。而建設福利社會，正是階層斗爭和妥協的結果，是對公正與正義的追求。國家通過提供社會福利延緩、減弱了階級斗爭尤其是暴力階級斗爭的爆發(fā)，并使政府的合法性得到各階層的共同認可。很明顯，建設福利國家是社會得以相對平穩(wěn)發(fā)展的基礎。

關鍵詞：多元化、四個階層、階級斗爭、暴力與非暴力、和諧福利社會

一、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傳統社會主義社會中控制社會的主要力量是單一制的。

歷史唯物主義和系統論認為，社會結構是社會的組織方式，是占主導地位的組織形態(tài)。社會是靠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結成一定的關系組織起來的，社會關系有四大類：政治、經濟、文化、血緣。在文明社會里，血緣關系是比政治、經濟、文化低一層次的組織，它往往通過政治、經濟、文化組織才能成為社會結構的組成部分。因此，在宏觀層次上考慮社會結構時，社會結構可近似的看成是由政治、經濟、文化三個子系統組成。當三個子系統相互適應時，社會就穩(wěn)定、進步、發(fā)展；當它們相互沖突時，社會就會矛盾重重、動蕩不安，社會變革就不可避免了。

歷史自進入階級社會以來，中國社會已經歷了四種社會形態(tài)：奴隸制、封建制、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則普遍經歷了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三種形態(tài)。

在奴隸制社會。奴隸主擁有奴隸和土地等全部財產，奴隸則一無所有且無人身自由。社會由奴隸主貴族所控制。這種控制是排他性的和唯一的，既控制社會的力量是單一的，一切由奴隸主貴族階級決定。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政治上實行高度集中的皇權統治，一切權力歸皇帝，皇權是至高無上的權力。這種高度集中、絕對集權的皇權專制，是由于中國封建社會特殊的一體化結構所形成的。一體化結構是意識形態(tài)結構和政治結構中的組織力量耦合的結果，是一種超組織力量。⑴以儒家學說為主的全國統一的信仰和國家學說是占主導地位的文化，而龐大的自上而下的官僚體系又是由儒家文化的傳播者——儒生所組成，如此，政治結構和文化體系中的二種組織力量就能合二為一，耦合在一起，形成了超穩(wěn)定的社會結構。這是中國封建社會形成穩(wěn)定的大一統國家的主要原因。這種皇權專制對社會的控制，是排他性的和唯一的，是單一制的。

在西歐封建社會，由于沒有這種超組織力量——一體化結構，所以西歐封建社會是小國林立、封建割據的局面，統一的國家只是歷史長河中的流星，一閃而過。在西歐封建社會，其基本經濟單位是封建莊園，基督教不是一種建立統一國家的學說。莊園是自給自足程度相當高的經濟文化單位，作為統治階級的貴族、騎士、牧師，他們的物質利益、政治權力、封建義務和莊園緊密的結合在一起，沒有必要建立一種超越土地之上的廣泛而又經常的聯系網，農民則被農奴化，封建領主對農奴的經濟剝削和人身控制合為一體。這種統治也同樣是排他性的和唯一的，是單一制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在二次大戰(zhàn)以前，社會系統中控制社會的主要因素是經濟資本，哪個階級擁有經濟資本，便擁有控制社會的權力，擁有一切。在政治上，由資本擁有者——資本家階級的代言人組成政府，頒布法律、制定政策、作出行政決定；文化價值觀念上則追求以自我為中心，是勝者通吃的叢林法則；經濟上則表現為赤裸裸的金錢關系。這種資本對社會的控制，雖不及皇權專制統治封建社會那樣的絕對，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對社會的控制是主導性和決定性的，社會的政治、文化價值觀念主要受擁有經濟資本的階級控制，資本家階級及其代言人政府控制了社會的主流。這種統治在本質上同樣是排他性的和唯一的，是單一制的。

以前蘇聯、中國為代表的傳統社會主義社會，在經濟上實行以公有制為主導，政治上實行高度集中的中央領導。歷史事實表明，這種對社會的控制，也是單一制的、中央集權的統治。

二、在當代社會，控制社會發(fā)展的力量呈現多元化的狀態(tài)和趨勢，多元化是當代社會最本質的特征。

當代社會，控制社會的力量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控制社會的因素不再是某種單一的力量。控制社會發(fā)展演變的因素呈現出多元化的狀態(tài)和發(fā)展趨勢。從經濟發(fā)展和增長的角度來看，決定公司經濟增長、左右公司經營發(fā)展的不再是單一的經濟資本，知識、科學技術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人力資本，越來越成為公司發(fā)展的重要因素，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社會資本也日益受到重視和認可。那種由經濟資本所有人——資本家一人決定的經營管理模式已被職業(yè)經理層取代。微觀經濟上的這一深刻變化，由單一的資本擁有者控制公司到經濟資本、科學技術、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共同控制公司的命脈，即由單一制控制因素到多元化因素控制。這一變遷必然反映到宏觀的政治結構和文化價值觀念上，引起政治制度、文化價值觀念上的深刻變化。經濟因素的多元化，使其擁有不同資本因素的人群形成不同的階層。不同階層對控制社會的稀缺資源的爭奪，必然反映到政治舞臺上，各種代表不同階層、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便活躍在國家政治體系的各個層次上；同時，不同階層因其社會地位的不同，對社會期望的不同，其價值觀念、對社會公正、正義的理解和認同也就有所不同。這種價值觀念、價值追求目標的不同，使意識形態(tài)呈現多元化融合的狀態(tài)和發(fā)展趨勢。在一個階層多元化的社會里，各階層必須共同生存在同一個社會大系統中，這就要求各階層、利益集團之間除了爭奪、斗爭外，還要相互妥協達成各方都能基本接受的共識，使社會大系統獲得相對穩(wěn)定的發(fā)展機會和時間。各階層能否相互妥協形成共識，其前提是各階層，尤其是實際的統治階層或集團對多元化的政治需求、多元化的價值目標、多元化資本等的容忍和認同的態(tài)度。這種容忍和認同態(tài)度的不同，使世界各國呈現出不同的發(fā)展道路�？梢赃@么說，妥協是民主的象征，是政治解決階層矛盾的唯一有效和良性的方法。前蘇聯、中國等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二次大戰(zhàn)后的英、德等國建設福利國家，北歐國家，如瑞典則走上社會民主主義道路。這些選擇不同道路的背后，必然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其中政治上的主要原因是各國統治階級及其政府對階級矛盾的態(tài)度和處理的不同。階級斗爭在階級社會里是不可避免的，階級斗爭有二種基本形式：暴力和非暴力，前者是一種你死我活的暴力斗爭，其結局可能有二種，反抗者成功建立新政府或者反抗者被武力鎮(zhèn)壓，不論哪一種結局，都將是勝者的專制；后者是一種較為緩和的非暴力斗爭和妥協，其結果使社會得以延續(xù)發(fā)展。是激化、置之不理階級矛盾？還是平衡各階級利益，使尖銳的階級矛盾趨于緩和？這種政治方式的不同，部分取決于統治階級及其政府對公正、正義的理解和認識程度，以及對被統治階級的公正、正義觀念的認同程度。

歷史發(fā)展到今天，迎來了多元化時代。多元化，是當今世界最本質的特征。如果說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傳統社會主義社會，其控制社會的力量是單一的；當今世界控制社會的力量則

呈現多元化的狀態(tài)和發(fā)展趨勢，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多元化社會，比單一因素控制的社會為人們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fā)展機會和可能。多元化，是一種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在多元化社會里，要求各階層、利益集團共存，如何調整各階層的矛盾，如何平衡各階層的利益以及綜合各種利益并實現全社會綜合利益最大化，如何實現社會的公正與正義，是多元化社會首要的基本任務。

中國社會目前已分化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⑵在四個階層中，勞動者階層屬弱勢群體，他們在改革中獲得的利益最少甚至是絕對的利益受損體，但理論上他們又是領導階級，如何化解這一矛盾，如何平衡勞動者階級與強勢集團的利益沖突，確立各階層均能接受的社會公正、正義價值觀念，是中國社會能否獲得穩(wěn)定發(fā)展所需時間的基礎。

三、中國社會階層的多元化——四個階層

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經濟體制，必然導致社會階層的分化。按照人們對社會稀缺資源（稀缺資源包括政治資本、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三個方面）的控制和占有的不同，中國社會目前已分化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其中勞動者又分化為三個子階層：發(fā)展型、溫飽型、貧困型。⑶

國家管理人階層，即由國家權力的實際控制者所組成的社會群體，由中央、地方的各級官員和受托享有政府管理權力的組織中的控制者組成，他們實際控制著社會的現狀和發(fā)展走勢。和哪個階層組成聯盟、傾向于哪個階層；如何配置有限的資源、如何平衡各階層的利益。這個階層在整個社會的運行、調控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國家權力的實際控制者，強調的是實際控制者，這里強調指擁有實際控制權力的人，如省長、市長、鎮(zhèn)長等，不包括機關的一般辦事員、打字員等，以此將普通業(yè)務性的公務人員予以區(qū)別。

資本家階層。傳統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是生產資料的擁有者和實際控制者，主要由大、中資本家組成。擁有經濟資本，有二個含義，一是擁有資本，二是資本有一定的數量，如50萬、100萬以上，這個最低數字很難確定，也沒有必要。但要達到一定的數量是必須的，哲學上講，量變引起質變。這個數量，決定了資本家是以資本的運作為主。開小賣部的、擺地攤、擦皮鞋的，也有生產資料，但他們不是以資本的運作為主，他們是以勞動為生的自我雇傭的勞動者，他們不是微型的資本家，不屬于資本家階層。資本家階層以對生產資料的擁有和控制分配社會資源，通過對企業(yè)的控制，影響和控制社會。這個階層的共同特征是以資本的運作為主，通過資本運作獲得利益。因為生產資料的擁有、控制仍然是整個社會的基礎因素，所以這個階層對社會的經濟控制依然有極強的能力，進而影響國家政策的制定。這個階層在中國目前是一小部分人，但能量很大。

中產階級——即中間階層，這個階級的劃分至今不很明晰，有些模糊。中間階級的劃分既有職業(yè)的成份，又有收入、消費等方面的含義。在形式上一般認為是主要由具有管理權利、專業(yè)技術知識的白領階層，他們以知識的應用、行使管理權、特殊技能的發(fā)揮為主要工作方式。典型的如大、中公司的職業(yè)經理人、中、高級公司職員、大學教授、高級專家、自我雇傭的小私營企業(yè)主、持股人、企業(yè)承包人、高級營銷人員、知名律師、中介行業(yè)的投資人、體育明星、歌星等等。一個公認的說法是，中間階層是社會穩(wěn)定的保障，在任何社會中，中間階層都是維系社會穩(wěn)定的主要力量。表現為中間階層是介于高層和底層的緩沖層，當它成為社會主體時，高層與底層之間的沖突就會受到阻止，社會矛盾就會大大緩解；其次，中間層代表溫和、保守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當這種意識形態(tài)占據主導地位時，極端的思想和沖突觀念就很難有發(fā)展的市場，這是社會穩(wěn)定的思想原因；第三，這個階層是引導社會消費的最主要的社會群體，當這個群體在人數上成為社會的多數時，其生活、消費方式就保證了社會有龐大、可持續(xù)增長的消費市場，從而拉動經濟增長，這是經濟增長穩(wěn)定、持續(xù)的有力保障。所以，一個穩(wěn)定、優(yōu)良的社會階層分布是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即中間階層人數較多，大資本家階級和社會底層占較小的比例。如此，社會才能保持政治、經濟的穩(wěn)定和持續(xù)發(fā)展。在我國目前，依然是中間層欠缺，是底層大上部小的“金字塔型”階層分布，高層與底層的沖突得不到有力的緩沖；消費市場的增長緩慢從而導致經濟發(fā)展的減緩也與此有關，很明顯，貧困的社會底層不可能形成龐大的消費市場。

勞動者階級，在總人口中占80%左右。這個階級的共同特征是以勞動為生。其劃分標準以職業(yè)和收入為主。依職業(yè)、收入的不同，這個階級被細分為三個子階層：貧困型、溫飽型、發(fā)展型。

貧困型——主要指貧困山區(qū)的農民、年老體弱和無技能的城市下崗職工、失業(yè)和半失業(yè)人員等。這部分人的生活極為貧困，是絕對生活貧困者。生存的基本物質需要，衣、食、住、行對他們來說都顯得尤為重要，他們?yōu)槿绾紊�存而苦腦，一旦發(fā)生較大的疾病、子女上大學、意外事故等，對他們來說都是無法承受的災難性打擊，他們生活在社會最底層。

在農村，是中國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區(qū)的集中連片貧困地區(qū)的貧困農民，在城市中，形成以下崗失業(yè)者為主體的貧困階層，尤其是那些40-50歲左右的中年失業(yè)者及其家庭，這部分人的夫妻雙方大部分只受過初等、中等教育，過去從事的主要是低技術的體力工作，現因公司不景氣破產或停產、半停產，這部分人既不能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新的經濟增長產業(yè)，需要較高的文化程度，他們對此也沒有任何機會，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社會的淘汰者，他們失去的不僅是工資收入，同時也失去了醫(yī)療保障、養(yǎng)老保障。在他們目前連自己的生活都成為困難的時候，他們又不幸的是家庭的中堅，上有老、下有小，其家庭成員一旦發(fā)生較大的疾病、上大學等較大的開支，都是他們無法解決的困難。他們在企業(yè)中長期從事單一、具體的體力性操作工作，沒有經商做買賣的意識和能力，大量的民工涌進城市、大量的下崗、半下崗工人，使得小本經營買賣也變的競爭十分激烈和微利。從整體上說，他們的出路將會越來越難，他們比那些已退休的職工、比有一塊承包地的農民更為困難。他們是改革利益的受損體。社會地位的下降、經濟保障的滅失、城市生活中貧富的巨大反差、子女的前途也因此受到巨大的影響，這一切，使他們產生不滿情緒。

溫飽型。他們的共同特征是以體力勞動為生。典型的如一般企業(yè)的產業(yè)工人、服務行業(yè)中的普通服務員、建筑業(yè)的民工、自給自足的農民、小個體戶、普通營業(yè)員等。之所以將他們劃為溫飽型，是說他們的生活剛剛脫離了絕對貧困線，他們的衣、食有了一定的保證，但他們依然很脆弱，面對本人及家庭成員的疾病、失業(yè)、子女上大學、養(yǎng)老、購房等問題，他們依然是束手無策，他們隨時有可能因一個微小的振蕩而掉進貧困型中。

發(fā)展型——是指智力型勞動者，他們是勞動者階層的最高層。典型的如技術工人、公司中的普通管理人員、營銷人員、中介行業(yè)中的一般律師、注冊會計師、評估師、稅務師、個體工商戶、中小學教師等。他們的共同特征是以知識、技能性勞動為主，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受過良好的教育，且收入中等，他們依然屬于勞動者階層。與貧困型、溫飽型勞動者相比，他們對工作的興趣部分來自于生活的必須（解決物質需要）；部分來自于對工作本身的興趣和向上層流動的追求，他們渴望成功、渴望得到社會的認可，他們對自我成就等高層次需要有一定的追求。他們的社會地位較為穩(wěn)定，有初步的失業(yè)、疾病和養(yǎng)老保障，他們已擁有一定的知識、技能、社會網絡關系等稀缺資源，他們在社會上已有了一定的聲望。之所以說他們是發(fā)展型，是說他們通過階層流動、身份轉換，有可能上升到中產階級甚至更高。

四、在多元化社會里，階層妥協是解決階層矛盾的唯一良性途徑。

不同的階層，是不同的利益群體，他們有不同的利益需求，這種不同的利益需求和社會期望的實現，導致了在政治參與中的不同愿望和態(tài)度。各個階層都希望把本階層的利益需求反映到國家的法律制度、政策方針的制定中去，使本階層的利益最大化和合法化。矛盾在于每個階層都希望本階層的利益最大化。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社會和經濟發(fā)展的動力，但社會資源——包括政治權力、經濟資源、文化資源都屬于稀缺資源，不可能滿足每個階層的利益需求，不同階層競爭的結果是，勢必將損害另一些階層的利益，利益受損階層就可能產生對社會的不滿而對抗。在列寧對階級的定義中，階層矛盾表現為一個階層占有另一個階層的勞動，應當承認，資本家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價值。如果說絕對的平均是有害無益的，也是不可能的和不公平的，但貧富差距過分的懸殊，不受控制的任其發(fā)展，也是很危險的。這種對剩余價值的分配和占有，至少應當得到勞動者階層的普遍的認可；這種分配和占有，至少應當建立在勞動者的基本生活需求能夠得到基本滿足的基礎上。尤其是對溫飽型、貧困型勞動者，至少應當達到當代社會應有的生活水平，即生理、安全等需要達到一個被普遍的社會心理所能接受、認可的程度。所以，一個理智、尋求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社會應當平衡各階層的利益，努力使社會犧牲最小。

階級矛盾有兩種基本形式，暴力和非暴力的。暴力革命，起因于對立的階級相互之間水火不容，無法用階級妥協的方式解決階級矛盾。典型的暴力革命如上個世紀初的蘇聯革命和中國革命，是兩個對立的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生死較量。在蘇聯，當時的工人階級掙扎在貧困死亡線上，而資本家階級及其統治者不顧工人階級的死活，對工人階級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為了生存，工人階級只能選擇暴力革命推翻舊政府，建立工人階級自己統治的政府；在中國，饑餓的農民和工人隨時都有死亡的危險，在無法生存的情況下，也只能選擇暴力革命，跟共產黨走。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基本上是饑民造反，從陳勝、吳廣到洪秀全，都是如此。

參加暴力斗爭是很危險的事情，隨時都有可能喪失生命。從人的本性來說，人都是不愿意死的，都很珍惜自己的生命。對大部分普通人而言，一般情況下都不愿意冒死亡的危險去參與暴力斗爭，但當他無法生存時，不參加也是死，參加尚有一線生存的希望，他就只能選擇參加暴力斗爭。在二次大戰(zhàn)后，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給殘酷剝削、壓迫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敲響了警鐘，世界無產階級也從蘇聯、中國的革命中看到了希望。為了維持統治，資產階級不得不作出讓步，一些西方國家開始關注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況，以避免大規(guī)模的工人暴動。如英國、北歐一些國家在建設福利國家的口號下，提高平民的生活水平。在這種狀況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得到一定的緩和，大部分工人階級在生活尚能維持的情況下，也不愿意冒生命危險參加大規(guī)模的武裝斗爭，暴力革命的傾向被減弱。除局部、短期的暴力斗爭外，西方各國均未發(fā)生以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為目的的大規(guī)模武裝斗爭。

在多元化社會中，階層的多元化，要求各階層相互依存，階層之間的矛盾就只能通過非暴力的妥協方式進行解決。勞動者階層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代言人團體，代表勞動者階層的利益，去爭取本階層應有的、合理的權利，從而使社會走向穩(wěn)定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通路，使社會犧牲減少到最少。

在中國社會的四個基本組成階層中，勞動者顯然處于劣勢地位，他們對制定國家法律制度、政策方針的影響力很弱，十分有限，他們無力影響與他們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社會福利、教育、稅收等制度的設立與更改，而他們自身的生活水平，不可能完全靠自己解決，部分要依賴于國家的福利制度、教育制度、醫(yī)療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來調整。這些制度的制定，很大程度的取決于國家管理人的態(tài)度和傾向。和哪個階層結盟？向哪個階層傾斜？關系到社會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對勞動者而言，這關系到他們的基本生存條件。

中國社會幾千年的歷史沉淀，自然形成了國家管理人是人民的父母官，這一思想源源流長、根深蒂固。勞動者階層本身缺少一個強有力的、有效的團體去為他們爭取自身應有的權利，他們就只能是希望父母官主動體恤他們的困難，父母官如何去做，勞動者階層無法進行有效的監(jiān)督和督促，更無法改變。理論上講，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但其領導權已被國家管理人代為行使，這種國家管理權在某種程度上已被異化。

勞動者階層如何通過合法、有效的途徑表達本階層的利益需求，使本階層的愿望在大至制定國家法律、政策、小至勞動合同的鑒訂中得到體現，成為解決不同階層之間矛盾的關鍵所在。近幾十年來，西方社會各階層矛盾的斗爭方式趨于緩和，沖突方式表現為非暴力沖突。非暴力沖突是社會穩(wěn)定發(fā)展的基本要求。階層矛盾通過非暴力沖突的途徑加以緩解，可以平衡各階層的利益需求，使社會穩(wěn)定發(fā)展。在英國、德國、瑞典、法國、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工會組織在勞資談判等方面代表工人的利益，起了一定的作用，很明顯，集體比個人在處理這些問題時，顯得更為有力。

五、多元化社會應當追求的最高目標和理想——公平與正義。

公平與正義是人類普遍公認的崇高價值。在漢語里，公平的同義詞是公道、公允、平正、意味著沒有偏私；正義意味著公正的道理，與公平、公道、正直、正當相關聯。柏拉圖認為正義等同于公平。正義，即于一切正當之人、物與行為之間的完全公平之謂。他認為正義是社會和國家生活中的原則，它與智慧、勇敢和節(jié)制一起構成了理想國家的四種美德。亞里士多德認為政治學上的善就是正義，正義以公共利益為依歸。正義寓于“某種平等“之中。正義包含二個因素——事物和應該接受事物的人，大家認為相等的人就該配給到相等的事物。他把正義分為平等的正義和分配的正義。美國法學家龐德認為，正義意味著一種體制，意味著對關系的調整和對行為的安排，以使人們生活得更好，是滿足人類對亨有某些東西或實現各種主張的手段。他認為在經濟和政治上，我們可以把社會正義說成是一種與社會理想相符合，足以保證人們的利益與愿望的制度。美國當代哲學家和倫理學家約翰.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正義的主要問題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或者說是社會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決定由社會合作產生的利益之劃分的方式。正義的二個基本原則是：第一，最大的均等自由原則，即每個人都應平等的亨有基本的自由，包括政治、言論、集會、良心、思想、人身、占有個人財產、不受專橫的逮捕與剝奪財產的自由；第二，差異原則，確立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時，應當對整個社會，特別是應當對處于最不利地位的人有利，而且所有的社會地位和官職對一切人開放或提供平等的機會。⑷

總而言之，古今中外有良知和社會責任感的學者們，盡管他們對正義的描述有所不同，但都一致認為公平、正義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價值準則。當一個社會所追求的價值目標發(fā)生沖突時，是否堅持公平與正義就成為一個十分突出的社會焦點。這個焦點，絕不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決策上的戰(zhàn)略問題，即改革的指導思想、指導原則的問題，是一個是否應當堅持以人為本、堅持以公平與正義為最高追求目標的原則問題。

在一個法治社會里，任何個人、集團、黨派都必須在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內活動，而法的價值、法的最高理想是追求公平與正義的實現。正義所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等價值內涵，是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所追求的最高目標。也就是說，一個社會的政治制度、方針政策等，應當將實現公平與正義作為最高目標，當然，法也應將應現正義作為自己最終的理想目標。法的價值在于法應當對社會起“良好作用”，反之，就是“惡法”或“非法”。區(qū)別“良法”與“惡法”的原則就是看它是否體現了公平與正義。

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方針政策以及法律制度，是否體現了當代應有的公平與正義，是一個國家政治文明程度的具體現和標準。

六、建設和諧社會的關鍵是公正的調整利益分配關系

什么是和諧社會？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說：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中國社會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杭生認為：從理論上說，和諧社會就是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用社會學的術語來表達就是良性運行和協調發(fā)展的社會。對于當代中國來說，和諧社會就是經濟和社會、城市和鄉(xiāng)村、東中西部不同區(qū)域、人和自然、國內發(fā)展和對外開放等關系良性互動和協調發(fā)展的社會。從實踐上說，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從人際關系、資源配置、社會結構，即個人、群體、社會等方面來研究具體的條件和機制。⑸

總而言之，和諧社會是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

有學者認為，構建和諧社會要抓住調節(jié)利益關系這個關鍵。⑹因為利益關系是人類一切社會關系的基礎，人們所奮斗的一切歸根到底都與其利益相關。因此，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抓住了利益關系，也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處理和協調好利益關系，也就把握了工作的重點。

如何調整利益關系？是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還是堅持以追求公正與正義為最高價值準則？對這個原則問題的回答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社會。

公正包含二方面的內容，一是機會公正，二是結果公正。機會公正是結果公正的必要條件，沒有機會公正，不可能有結果公正。同時，公正與正義具有時代的含義，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方針政策以及法律制度，應當體現當代應有的公正與正義。

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吳忠民認為：現代意義上的公正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保證的規(guī)則，即切實保證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第二，機會平等的規(guī)則，即從總體上保證每個社會成員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發(fā)展機會；第三，按貢獻進行分配的規(guī)則，即根據每個社會成員的具體貢獻進行有差別的分配；第四，社會調劑的規(guī)則，即立足于社會的整體利益，對一次分配后的利益格局進行必要的調整，使社會成員不斷得到由發(fā)展所帶來的利益，進而使社會生活的質量不斷有所提高。⑺

當前進行的改革，是對各種制度的革新和揚棄。制度是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調整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規(guī)則。這種調整，是以追求公平與正義為最高價值目標？還是遵循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直接關系到利益調整的結果。無須諱言，在所謂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錯誤思潮的指導下，中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二極分化，貧富差距日益加大，基尼系數已達0.47，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警戒線為0.40）。⑻當代中國社會已分化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勞動者階層占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中產階級尚未壯大，資本家階級是極少數人。勞動者階層已淪落為弱勢群體，在工資、教育、醫(yī)療、住房、下崗、勞動保障等重大社會問題上，其利益被嚴重剝奪，社會出現嚴重的不公正。高昂的大學學費、醫(yī)療費、住房價格已成為壓在勞動者階層頭上的新的三座大山，加上低工資、極低的生活保障、失業(yè)、下崗、養(yǎng)老等等問題，勞動者階層已不堪負重。勞動者階層中大部分人的生活處于溫飽、貧困線上，一旦發(fā)生較大的疾病、子女上大學、需要購房、意外事故等，對他們來說都是無法承受的災難性打擊，他們隨時有可能因此而崩潰。有病無錢醫(yī)治、因下崗生活困難、因交不起大學學費而自殺的事件時有發(fā)生，……，如此等等，如何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

七、他山之石：西方福利國家產生的歷史原因——福利保障制度是社會穩(wěn)定的基礎。

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人的各種需要分為五個層次，依次序上升。1.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社交需要；4.尊重需要；5.自我實現的需要。⑼其中生理需要是人的各種需要中最基本、最強烈的一種，是對生存的基本需要，它是推動人的行為的最強大的動力。如果人的這種最基本的生理機能需要得不到一定程度的滿足，人的生存就會很困難，他的生命就缺乏最基本的保障。因為他的生命的存在缺乏最基本的保障，他就會為此而無視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在人的需求的五個層次中，生理和安全需求是低層次的需要，是人的本能的對生命延續(xù)的需求。在低層次需求沒有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之前，對大多數一般人來說，很難產生高層次需求。這種低層次需求，對不同的人、不同的時代背景，有不同的內容和含義，對其需求滿足的程度要求也有所不同。在同一個時代，大部分人的對低層次（生理和安全）的需求構成了社會平均的低層次需求水平。個人與社會平均的低層次需求水平之間的差距過大，其滿足程度過分的低于社會平均水平，會使人產生強烈的對低層次的需求。

當人的低層次需要，生理、安全需要不能得到最低程度的滿足時，人就可能會挺而走險，尤其是對青壯年來說，青春的血液使他們不可能坐以待斃；當這個人群占人口的較大比例甚至是占多數時，暴力革命就必然爆發(fā)。西方國家在工業(yè)化的過程中，統治者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同時也是有正義、良知的知識分子對公正、正義價值觀念的追求，西方各國終于先后形成了社會救濟、社會保障的理念并予以實行，使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相對平穩(wěn)的發(fā)展起來。

在傳統的農業(yè)社會里，有勞動能力而不從事勞動，靠流浪乞討生活的人被視為懶惰。在工業(yè)社會，大工業(yè)形成大市場，市場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成赤裸裸的金錢利益關系。在冷酷的市場競爭中，勞動力成為商品，成為贏利的工具，一切不符合市場競爭要求的個人都被無情的拋棄。疾病、傷殘、老齡化、產業(yè)結構調整、企業(yè)減員、技術進步、個人技術知識的老化、陳舊過時、自動化程度的提高、生產效率的提高等等，都可能使非懶惰的人們失業(yè)，喪失生活來源，使他們陷入無以為生的困境。他們是工業(yè)化、市場競爭的犧牲者。這種犧牲也使他們產生對社會的不滿情緒，使他們可能組織起來敵視、反對、對抗社會對他們的不公正與不合理。如此，社會階級矛盾就趨于尖銳的對立。如何對待、處理這種矛盾，各國統治者采取了不同的態(tài)度和政策，既表現在政治制度方面，又是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對社會公正與正義的追求不同。這里，主要由知識分子形成的對社會公正、正義價值目標的文化氛圍，是政府采取不同政策的基礎因素。

歷史學家湯因比說：當人民無法為自己獲取一種對于社會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東西時，……，政府就應當進行干預，并且為人民提供這種東西。理查德·蒂特馬斯說：政府越來越被認為是有適當的職能，甚至是義務去解除窮人，甚至是社會所有階級的痛苦與張力。比特里斯·韋伯認為：政府全面的保護所有個人的政策，是一個對癥下藥的、滿足公民最低需要的政策。⑽

福利國家的出現，正是在這種社會需求和社會公正、正義的價值觀念的交互作用中產生的。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由政府出面提供與個人及家庭收入相應的最低收入保障；二是政府有責任幫助個人和家庭抵御社會風險可能帶來的危機；三是政府保證所有的個人（不論社會地位高低）享受盡可能最好的、不確定上限的服務。⑾福利國家是工業(yè)化時代國家社會功能的具體體現。

在社會實踐方面，西方社會出現了二種不同的模式，一種傳承英國的《濟貧法》傳統，以有選擇的補救和扶助貧困者和貧困家庭作為政府社會功能的基本出發(fā)點，一種因襲德國的《社會保險法》，以制度性的階級調和作為政府社會干預的基本措施，使社會各階級都承擔工業(yè)社會的風險。這兩種模式相互影響，成為西方建設福利國家的藍本�？偠�言之，由于市場的不完善、市場本身無法回避和克服的缺陷，迫使國家不得不利用政治權力保護公民免受社會風險，成為建設福利國家的基本共識。在這種共識的指導下，西方國家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社會再分配。以30%左右的稅率將財富從個人征收到國家手中，然后將其中的30%—80%轉移支付到社會各階層。在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社會轉移支付率占平均稅率的30.7%，西德為55%，瑞典為78.9%，英國為78.4%。⑿根據社會轉移支付率占平均稅率的比例，瑞典和英國是典型的高福利國家，國家福利功能大，美國是低福利國家，國家福利功能小。國家福利功能小并不一定意味著福利小，因為福利可以來自于國家，也可以來源于市場和社會。目前流行的學說是以福利社會取代福利國家，救濟式的消極扶貧轉向積極的福利政策。但無論如何，社會福利保障都離不開政府的積極干預。

同時，福利國家的興起，與這些國家普遍推行的民主普選制密不可分。公民的投票影響、左右了參加競選的各政治黨派和候選人的政治態(tài)度和策略，而需要社會提供幫助的人群總是占有相當大的比例，盡管他們需要社會幫助的需求可能有所不同。任何參加競選的黨派都不能忽視這些群體手中的選票，當然也就不能忽視這些群體的利益訴求。可以這么說，正是普選制導致了國家政策法律對社會各階層的認同。

總而言之，現代國家有義務、有職責維護社會的安定。這就需要國家進行社會干預，通過調整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履行國家的這種責任，從而使國家被社會各階層所共同認可，使政府的合法性得到各階層的共同認可。這里，國家提供社會福利延緩、減弱了階級斗爭尤其是暴力階級斗爭的爆發(fā)。福利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包容了勞動者階級的利益，就避免了暴力階級斗爭的大規(guī)模爆發(fā)，這是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能夠相對平穩(wěn)發(fā)展的基礎因素。而前蘇聯的沙皇及其統治集團、舊中國的蔣介石集團，無意建設福利國家緩和階級矛盾，直接導致了暴力革命的大規(guī)模爆發(fā)。

八、建設和諧福利社會是中國發(fā)展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

在這樣一個社會階層多元化的社會里，不同階層對社會需求、期望的不同，要求社會對此作出積極的反應，求同存異，最大限度的包容不同的價值觀念和追求，平衡、整合各階層的利益，使整個社會利益最大化，緩和階層之間的矛盾和張力。從而使社會趨于穩(wěn)定發(fā)展，避免大規(guī)模的暴力階級斗爭。社會的穩(wěn)定、生活的安定對每個階層的成員來說都是重要的。

每個階層因其對社會的期望的不同，對社會公正、正義的理解和要求也就不同。對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而言，他們對公正與正義的企求集中在機會公正，期望社會能為他們提供一個更加公正的平等競爭的機會；對于年老體弱、病殘、低文化、低技能的溫飽型、貧困型勞動者來說，則更希望社會為他們提供醫(yī)療服務、失業(yè)救濟、必須的生活保障、住房幫助、免費教育等社會福利；對發(fā)展型勞動者來說，對社會保障和機會公正的要求兼而有之，他們一方面渴求發(fā)展機會的公平，一方面因自身財產的有限而期望社會能夠為他們提供一些必要的社會保障和福利。

對于貧困型勞動者階層，救濟、補救式的社會福利保障是必不可少的，理性、人道的多元化社會應當為他們提供必需的最低生活保障，以幫助他們解決基本生存問題。對于溫飽型勞動者階層，這種補救式的社會保障可以使他們免于陷入貧困型之中。

公正與正義，從內容上講，包含二方面的含義，一是機會公正，二是結果公正。同時，公正與正義具有時代的特征和橫向比較的意義。對整個勞動者階層，尤其是中、青年勞動者，教育——包括正規(guī)的大學教育和各種應用技術的培訓更新，是勞動者階級改變生存狀況和向上流動的一個有效途徑。教育投入，這種在英國被稱為積極福利政策的福利制度，已被證明是一個有效的方式。通過教育、培訓提高更新勞動者知識和技能，使他們更易于找到合適的工作，擺脫貧困狀況走向向上發(fā)展之路。這種積極福利政策是追求社會機會公正的具體體現。試想，一個缺乏接受良好教育的青年如何與接受了良好教育的青年進行競爭？盡管在考取大學時對他們的錄取分數線是相同的，但他們之間的競爭顯然沒有真正的機會公正，因為他們各自所處的教育環(huán)境差距太大，他們不在一個起跑線上。機會公正，是社會各階層均認可和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因此，一個理性的多元化社會應當盡可能的利用這種共同的價值目標而實現事實上的機會公正。

同時結果公正也是十分重要的。公正與正義具有時代的特征和橫向比較的意義。從補救式福利保障來說，救濟的標準和水平應當達到當代人所應有的必需具備的基本生活水平。從國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來說，結果公正則無疑具有橫向比較的意義。初次分配主要解決資本所有者和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利益分配問題，衡量一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正的主要指標是分配比率，即勞動報酬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如果勞動者的報酬總額占ＧＤＰ的比重越高，則說明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正。目前我國總工資占GDP的比例為15%左右，資本主義國家為50—60%之間，如美國，國民總產值的70%是勞動報酬。而我國的情況恰恰相反，目前初次分配存在著資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財政收入大幅增長、勞動所得持續(xù)下降的局面。職工工資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為15.3%，1996年為13%，2000年下降到12%，2004年為12%，2005年下降到11％，⒀同時，行業(yè)之間、地區(qū)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持續(xù)擴大。瑞典的勞動所得（工資加雇主為其支付的相當工資總額約40%的社會保險金）與資方所得（利潤加折舊費）相比，在二次大戰(zhàn)戰(zhàn)后初期為1比1，六十年代為2比1，七十年代為3比1，八十年代為2比1，有些年頭甚至達到4比1。⒁中國的這一比例恰恰相反，2004年為0.65比1，⒂遠遠低于瑞典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中期的比例水平。我國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工資所占的比例顯然是偏低和不公正的。這種初次分配上的不公正，使國民收入的二次分配——社會福利支出更具有緊迫性和必要性。然而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并沒有形成占主導地位的建設福利社會的價值觀念。2005年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收入的12%。在發(fā)達國家中，社會保障的支出一般占到財政支出的30%左右。在英國中央財政支出總額中，社會保障支出約占32％，衛(wèi)生及社區(qū)服務支出約占17％，教育支出約占12％；⒃2004，我國用于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支出總量占財政支出的比例為25％，新自由主義的典型代表美國為75％；近年來，我國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數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韋等國比我國低之外，絕大部分國家都是高于我們。⒄如果說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實行的低工資、高積累和對工人的包福利（包括住房、養(yǎng)老、醫(yī)療、免費教育等，農民被排斥在外），那么現在，國家實行市場經濟，住房、養(yǎng)老、醫(yī)療、教育學費等都要由個人全部或部分承擔，并且目前在一些經濟領域里國家推行私有制，國退民進，在這種情況下，再實行低工資就沒有任何理由了。如果說在公有制時代里，低工資導致高積累，高積累起來的財富屬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現在的高積累，對股份制等形式的私有制來說，高積累是把職工在公正條件下應當得到的工資收入積累到了投資人手中。這種結果的不公正是導致勞動者階層貧困化的首要原因，同時，也加重了國家進行福利支出的負擔。

我國目前正在努力建設和諧社會。和諧社會如何才能和諧？和諧是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首先表現為不同階層之間的和諧。很明顯，當階層矛盾表現為尖銳對立時，就不可能和諧。對目前的中國社會來說，勞動者階層在四個階層中占百分之八十左右，是絕大多數。根據公民的選舉權、被選舉權以及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原則，應當建立一個真正的以勞動者階級占主導地位的政治權力體系和以勞動者階級的價值取向為主導地位、并包容其他階層的價值觀念的意識形態(tài)�？梢赃@么說，建立全面的福利保障體系，建設福利社會，是發(fā)展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是建設民主、追求公正與正義的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穩(wěn)定發(fā)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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